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完整作品

《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是作者大大“马勇”近日来异常火爆的一部高分佳作，故事里的主要描写对象是马勇马勇。小说精彩内容概述：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反悔，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杨度接受记者访谈时，洪宪帝制大局已定，袁世凯依然在主导着...

第20章

重庆故事在政治层面带来的危机很容易克服，但在知识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不那么容易消除。那么多知识精英深陷其中而不自觉，有的还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并没有错。其实，这类例子在近代中国并不鲜见，杨度和筹安会诸公当年的经验与教训与此如出一辙。

底气何来

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依然在民国政治框架中解决分歧的时候，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他说：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

至于此次起而反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杨度也给出自己的评价，以为梁启超是他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在君主立宪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曾是主张最有力量的人，只是梁启超的缺点是一变再变，人生无定见，不像他杨度这样立场坚定。

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或首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这件事情结束后，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反悔，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

杨度接受记者访谈时，洪宪帝制大局已定，袁世凯依然在主导着中国政治，杨度说的这番话，一定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传递至袁世凯。杨度敢于这样说，应该有其心理上的自信，应该有其能够自洽的理由。

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副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的贯彻执行。

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

君宪救国的理由

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出自杨度手笔。这个事情的真实性还可以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

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是万不得已的一种工具，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愿意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迈进了，就应该支持朝廷重构君主立宪政治架构，就应该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返回国内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政治变革。

只是到了最后时刻，君宪主义即将实现的时候遇到了极大困难。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我们看到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但这个选项主要是因为正式国会无法成立，南北僵持，找不到出路。

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了。在中华民国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中国不参战，而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且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期待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拯救中国的正当选择。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当杨度这样想这样说的时候，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个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杨度、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他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意愿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

很显然，民主共和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中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节，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可能还是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宪法上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

如果古德诺的论证到此为止，可能还不会出现后来的事情。他在1915年又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民主体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干涉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急于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杨度和筹安会不再只是一个学理的研究，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

杨度等人对现实政治的介入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共和，只能重回他们那一代中国人数十年的追求，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

袁世凯的理解或许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又被利用。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一样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

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

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100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的信念来源此。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

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但毕竟不是一会儿，两者还是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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